• 中企出海有三大优势：强大的制造能力、个别领域先进的商业模式和独特的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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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市场出现萎缩，同时疫情严重阻碍了国际投资和贸易。技术红利的消失导致了经济衰退，各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这反过来加剧了政治周期波动。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导致资产泡沫和债务危机，进一步引发经济和政府治理危机，核心矛盾在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当前，中国企业出海存在多种业态，包括产能出海，即利用东道国资源和劳动力降低成本，规避贸易限制；品牌出海，即通过线上平台和线下网络扩展市场，如直接零售和电商；渠道出海，即优化国际销售渠道，利用数字化平台分散产品和服务；文化出海，即推广本土文化和创意产品到全球市场；科技出海，即将先进技术产品如智能手机和电子设备带到国际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出海”已走过数十年历程。当前，在内部战略需求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共同驱动下，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出海战略也从企业发展原本的“可选项”逐渐转变为“必选项”。中国企业为什么要“出海”？当前出海面临怎样的环境？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沉淀出哪些经验，又面临哪些挑战？一系列问题亟待探讨解决。
刘洋感同身受，当他空降到东南亚办公室的时候，同时面对着高管同事和当地员工的不信任和对电商模式理解的不一致。当地员工看重中国老板是否有西方的教育背景和国际工作经验，能否使用英语办公，是否对当地有足够的了解和尊重，以及能否以足够让人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如果中国老板做不到这几点，“当地员工会不服管，要么逼你走，要么他就辞职”。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后，出海人还要面对复杂的管理问题。汤哲辉认为，伴随企业海外落地成长，管理问题也会慢慢凸显。中国企业缺乏国际化管理人才。而这类人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能有效防范重大风险，是保障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
这个矛盾最终的演化结果并非仅靠中国企业单方面调整，而是双方磨合后，收敛到中间状态。黄渊普说：“我不认为中国企业的方式完全是错的，中式管理文化的执行力和效率还是很好的，虽然可能损伤一些创造性”。
• 中企出海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人”的调整：出海人本身需要从思想心态上“走出去”，管理方式上也需要与海外协作方磨合。
首先，驱动模式在变化。安永华中区审计服务副主管合伙人、硬科技行业主管合伙人汤哲辉认为中企出海呈现从成本驱动到利润驱动的趋势。成本驱动指，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持续上行，劳动密集型企业为追求生产成本最小化，或迁往内陆，或走到海外，将产能转移到越南、柬埔寨、老挝等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
《现代机械综合设计理论与方法》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闻邦椿等著
另一个重要的策略是推动形成国内大市场，这不仅可以减少省际贸易壁垒，也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市场的边际扩展。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和推动高速公路与高铁网络的建设，中国正努力消除省际的隐形壁垒，促进资源的更有效配置。
传统模式下，西方国家将尖端技术引入中国，在中国完成制造后再将产品销售至发达国家。而当前的新模式则是由中国主导，将技术和生产能力直接输送至东南亚，以更好地服务当地消费市场。中国和东南亚可以借助日本和欧盟的经验，即深化人员数据资本的联通，打造更加紧密的创新共同体，发挥规模优势。在供给侧层面，中国与东南亚可以利用互补的规模优势来深化合作关系。双方在资源、技术、资金等多个领域已实现协同，构建了一个创新的闭环系统。在需求侧层面，中国与东南亚的消费市场不仅规模巨大，而且需求层次丰富，为创新产品的商业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机遇。
当然，这两种态度并不冲突。头冷脚热，不失为一种两全的选择。汤哲辉建议，企业家要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并带领出一支熟悉国际市场、精通国际规则的人才队伍，推动人才本地化。同时要多做本地调研，尊重市场规则、尊重文化差异，对市场有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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